西班牙著名诗人卡洛斯·巴拉尔（Car1os Barra1，1928-1989）曾经说过：“根据地理和历史，我们进行观察和思考。”这对于形容现代中式展柜设计中对社会文化要素中的传统性、地域性的融合是非常合适的，只有通过对历史上的中式展柜类型的理解和认知，对具有地域性、民族性风格的展柜形式的挖掘和抽象，才能够在设计中完美地呈现蕴藏在其中的文化特征，而不只是依靠几个纹样、元素或符号的置换和移用来完成文化的象征和标榜。传统和现代不仅存在形式上的差别和距离，在内涵性要素、文化语义以及深层审美结构上也存在着区别，因此过去的元素和符号不等于传统，当然也未必适用于现代，尤其是在与人的行为关系密切的展柜上。传统展柜中图腾式的龙凤麒麟、吉祥纹样尽管具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内涵，而且与其他传统工艺、艺术及审美密切相关，但在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中，这些要素却很难与精工细密、光亮润滑的工艺感和技术美相提并论，因此时代属性中所决定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促使人们重新解读传统、认识传统，在发展和变化中延伸传统才是对传统最重要的承继。

    在中西的文化传统中，中国倾向于“中和”式的渐融、渐化的递进发展，强调对矛盾事物、对立事物的兼收并蓄和“万物为我所用”，因此中式展柜虽历经数千年却在形式、结构及内在意蕴上形成了“超稳定结构”，虽然装饰纹样千变万化，工艺炉火纯青，但整体特征却始终体现出对外来展柜形式的吸收和包容。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则热衷于对立统一”的斗争、突变的质变过程新旧之间、过去与现在往往呈现出质的差异，新事物始终以一种绝对的优势取代旧事物。这在西方展柜的演变过程中也可见一斑，从埃及展柜到古希腊罗马展柜、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维多利亚式展柜等古典展柜形式之间的反差和风格差异就非常明显，而现代展柜出现后则几乎完全替代了西方古典展柜的地位，而成为西方展柜风格的代表。现代中式展柜则兼有中西两种展柜文化的特征，其对于中式的承继体现了传统中式展柜文化的递进与衔接，而现代性则更多集中在对西方现代展柜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而且在设计理念和生产模式上更多是替代性的质变过程，因此，在现代中式展柜设计系统的中观层次中，如何在展柜设计中获得传统与现代、西式与中式深层次结构的和谐关系是解决展柜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关键和重点，这也就涉及文化整合过程中理性逻辑与感性创造的综合运用。

    现代设计是一个从目标到实现的分析与综合过程，不仅对生产方式、工艺材料等技术因素进行理性的、量化的分析，而且对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采用理性的逻辑方式加以考虑，因此在现代展柜设计中通常体现出文化内涵性与技术外在美的有机组合，日本设计师 Fumio Enomoto设计的“冥想”椅，韩国设计师 Jang Won Yoon设计的“刀锋椅”和丹麦设计师 Ib Kofod-Larsen设计的扶手椅，都采用了现代极简主义的外观形式并体现出了精致的技术美感，但通过材料质感、形态语义传达出了对各自民族性格与展柜文化的理性观照。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展柜设计不只是单纯的外观造型，而且涉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材料处理、加工工艺和技术的问题，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各种要素的综合分析，尤其是对于有形的或无形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观照，仅仅凭借感性的形象思维往往使设计流于表层符号或装饰元素的借用，而不能触到隐藏在物质深层的文化意涵，这也就显示出理性逻辑对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而随着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在设计学科中的应用，针对文化整合的理性分析则更为重要。

    就现代中式展柜中文化整合的特点，引入类型学的设计方式以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展柜文化的整合问题。类型学的分析方式本就是人类思维方式中最基本的理性分析方式，而且对于任何事物都存在相应的类型，展柜也不例外。自古以来，人们就应用各种方式对展柜的品类、属性和风格特征加以类型化，这也就构成了文化分析的基本特征。在类型学看来，特定的展柜类型与某种形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尽管具体形状在各个社会中极不相同，却构成了展柜的基础，这个事实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引入类型学，主要应用其理性分析的方式，旨在从纷繁杂多的传统展柜形式中获取抽象的、本质的构形原则，即“先于形式且构成形式的逻辑原则”，以此作为承继和延伸传统展柜文化的原型参照，结合具体的形式表现和感性思维创造出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