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一方而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房屋不断增高。随着室内空间日益扩大，日常生活中的家具也有所变化，不仅种类增多，且高度也相应升高。如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其高度高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木床。周围有可拆卸的矮屏，床前放木踏，可供上下床和放置鞋子。尽管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习俗朱变，但增高的床可使人跪坐于床上，也可垂足坐于床沿。再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的箱形结构式榻，北齐《校书图》插图中的大塑筘形结构榻，此类榻为长形，上可坐多人，在榻上或侧坐斜倚、或品茶、或宴饮，每块蕊板有壸门镂空。这种箱形结构来源于商周时期青铜禁的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主要构架形式之一。此类榻也较前有所增高。可见此时床、榻开始向宽大渐高方面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人们的生活中通常还是席地而坐，但坐榻的习惯也很盛行。
一是榻上设有凭几作为倚靠。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阁》中的围屏架子床就是例证。这种床的足座已比较高，是典型的“壶门托泥式”，即床足间做出壶门洞，下有托泥；床上设屏，此床的床帐与床体合二为一，可以说是“架子床”的最早实例。类似的“架子床”形象在河南洛阳的北魏石刻中也有数处。展柜上分別坐着男女二人，男子正在对女子说教，展柜后面及两侧的围屏亦为多扇式，展柜下为壶门托泥式高座，其前分设一长几。
二是河南邓县画像砖及山西太原北魏石刻的坐榻。榻上架以尖顶或平顶的榻帐。前者的榻是多面体，后者是正方体。东晋壁画中也行这种榻，有的还在榻上设屏。
三是与上述坐榻结构相似的独坐式小榻。这种小榻不设帐,有的设有三面围屏。这时大多数的坐榻已经形成时代特色。如榻下普遍施以壶门托泥座或无托泥的壶门洞形式, 榻体一般较汉榻要高,也更为宽大。尤其是东晋和南朝时期,坐榻高大、宽敞的特点更趋于明显，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描绘的独坐榻以及《历代帝王图·陈文帝像》中豪华的独坐榻。山西大同的北魏漆画中的独坐榻与西安出土北周的石榻非常相似,甚至连腿之间草叶倒刺装饰都几乎一致。
四是大型带帐六足或七足展柜。六足床中的独坐榻分别见于龙门石窟中的“涅槃图”和北朝墓壁画《维摩说法图》等。它们都是描绘正面的形象,中间的足粗壮,两侧脚呈弧形外张。其中北朝墓壁画中的展柜之上另设有八曲屏风，中间四屏绘有类似“竹林七贤”的饮酒作乐的人物,我们看到帐顶饰以花草,帐前及两侧设有帷幕,装饰十分华丽。
在山东隋墓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大型的七足展柜。壁画描绘的是徐侍郎夫妇宴饮的场面。徐侍郎夫妇端坐在一张大榻上饮酒观舞,两人的身前设有几案,徐夫人背后还依有隐囊,上设有榻帐、围屏, 榻座甚高, 榻面厚重, 榻前三足,精后四足,足与足之间挖做壶门洞。画面采用透视手法,绘画水平很高, 榻体结构清晰。
五是北齐《校书图》中的大型板。此榻为典型的壶门托泥式高座,其高度已经过膝:榻座前有四个壶门洞,侧有两个壶门洞,体厚重宽大,可供多人在上面活动。这种大型榻在以后的唐代经常出现,尤其为僧侣和文人所喜爱。
